约瑟夫·奈教授对中美关系的贡献

作者：绮蝶

2025年5月6日，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软实力”理论的提出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去世，享年88岁。作为现代国际关系“权力转移”范式的主要构建者，约瑟夫·奈的理念不仅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战略构想与路线，而且也为中国政策制定者的战略设计、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引。回顾他一生的学术理念和政策建议，对解析当前全球战略环境的急剧变化和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有一定借鉴和警示意义。

约瑟夫·奈曾担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先后负责防核扩散事务以及国际安全事务。2004年美国大选期间，他被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内定为国家安全顾问人选，但因克里败选未能成为第二个基辛格。奥巴马上台后，曾提名约瑟夫·奈为美国驻日本大使。克里担任国务卿后又任命约瑟夫·奈为美国国务院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讨论战略问题，并向国务卿和其他高级部门官员建言献策。

他上世纪末的很多主张都体现在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中，比如他对克林顿执政后期对华接触政策的支持。小布什第二个任期改善美国国际形象的努力也间接体现约瑟夫·奈的主张。奥巴马执政时期，希拉里主导美国外交时也结合了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和“巧实力”理念。对于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约瑟夫·奈以批评为主，认为特朗普一些错误的政策削弱了美国盟邦体系，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约瑟夫·奈认为，现实主义和审慎决策才有助于实施成功的对华战略。但特朗普极其自恋，并非真正的现实主义者。

▲2001年，约瑟夫·奈与克林顿的合影。图源：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约瑟夫·奈一生致力于打破冷战思维的单极逻辑，晚年也一直反对用冷战思维看待中国，反对将中国“妖魔化”。

约瑟夫·奈从不否认权力（power）的重要性，只不过，他更希望超越聚焦“军力”（military power）的单维度思维。由此，他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与“巧实力”（smart power）理论，主张将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国际制度（institutions）和规范（norms）作为国家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对中美关系有着更为战略性的审视。

1992年，他在苏联解体后讨论“全球新秩序”（What new world order?）的文章中提到，世界权力结构呈现“多层相互依赖”（Multilevel interdependence）的特征，犹如一块分层蛋糕：最上层是军事领域，美国依然一枝独秀，保持单极格局；中层是经济领域，世界呈现美欧亚三极格局；而最底层则是跨国议题与各种社会问题，不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加速了权力的扩散与共享。这种对世界多层次结构的理解，使他坚持认为，全球治理的关键不在于“一国称霸”，而在于如何建构稳定、合作且制度化的国际秩序。

30年后，也就是2022年中美走向全面竞争与对抗之际，约瑟夫·奈在查塔姆研究所期刊《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发表题为《应对中国崛起，美国（不）应该做什么？》（How not to deal with a rising China: a US perspective）的文章，再次提到了这种“多维格局”。他认为，美国现在面对的世界包含了经济、军事和跨国关系网络三者在内的“三维格局”，而非冷战时期的“美苏二元格局”。美国推动和中国脱钩既不现实，也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经济成本。美国用冷战视角看待中国，也会掩盖美国自身真正面临的挑战。

所以，他认为，近些年来政治决策者和国际关系学者经常引用的“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与导致一战的“1914年梦游者综合症”等历史类比来讨论当前的中美关系，这些类比可能会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但如果笃信这种类比的必然性，会极具误导性。

近年来，约瑟夫·奈在多篇文章中警告，认为中美关系类同于冷战具有一定的误导性。美国的冷战遏制战略有其局限性。美国在强化同日本和欧洲盟友的政策协调的同时，要避免在意识形态层面妖魔化中国。他建议美国不要夸大恐惧，也不要自满，要持续重视美国国内管理与科技创新，利用软硬实力和盟邦体系捍卫有利于美西方的规则体系。

约瑟夫·奈一生也致力于中美接触与合作，反对脱钩，反对将中国描述为“敌人”，即便在美国面临升级对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他仍然强调两国“管控”竞争，实现“竞争性共存”。

1995年7月1日，当美国国内激烈争论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战略时，约瑟夫·奈在《外交事务》网站撰文，称赞克林顿政府推行的“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认为这是应对中国崛起更为理性和建设性的路径。他当时强调，将中国描述为敌人是错误的，尚无确凿证据显示中国必然走向敌对，因此不应以冷战式思维遏制中国崛起。他当时就反对构建东亚版北约，因为这种联盟只会激化中国的不安和对抗。而且，对华遏制战略一旦启动，将难以逆转，美国的对华敌意往往会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这种“接触政策”在奥巴马执政后期引起华盛顿的反思，并在特朗普当选后彻底被推翻。即便是拜登四年前上台后，也放弃了这种接触战略，转向更全面的战略竞争与对抗。此时，约瑟夫·奈再次建议美国“管控”对华竞争，尽早设置护栏，避免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相互作用，促使决策者误判而引发局势升级。

▲2024年4月24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会见美国阿斯彭战略小组共同主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荣誉院长约瑟夫·奈率领的美国阿斯彭学会代表团。

2023年，约瑟夫·奈在一篇文章中说，美国的目标不应该是“竞赢”中国，而应该是管控与中国的竞争，将美中关系框定为“竞争性共存”。他在一篇文章中甚至认为，美国和中国已经处于“合作性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关系。他认为，如果美国推动与中国完全脱钩，必将给自己、盟友和第三方国家带来巨大经济代价。诸如气候变化和病毒大流行等跨国挑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2024年4月末，约瑟夫·奈率领美国阿斯彭学会代表团访华后撰文认为，虽然美国已经放弃了对华“接触”战略，转向“大国竞争”，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在气变、防核扩散、全球卫生、人工智能、和人文交流等领域探寻合作。

当然，约瑟夫·奈从克林顿时期所说的接触对象不局限于中国，而是希望美国采取“领导”战略，和欧亚盟友（尤其是日韩）保持“深度接触”（deep engagement）。他主张维护好盟邦体系，反对美国从亚洲的战略性撤退，否则会打破当时微妙的“战略平衡”。但他反对现实主义派所主张的在东亚搞“权力平衡”，认为这种做法极其不稳定，很容易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和紧张关系，破坏地区稳定，最终增加美国重新介入的成本和安全风险。他强调，美国在亚太的前沿部署不仅是战略支点，更是维系地区制度秩序、安全合作、政治信任和经济繁荣的象征。

约瑟夫·奈也一直笃信全球化，尤其认为人工智能和技术革新将促使全球相互依存度。这也符合他最早提出的全球“复合依赖关系”。

2016年12月12日，特朗普首次当选后，约瑟夫·奈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题为《自由国际秩序会幸存下来吗》的文章，提到民粹主义情绪超越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参选本身而持续存在，它的回潮并不代表全球化时代的终结，不可能让世界再次陷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种经济和地缘政治混乱。他认为，西方政策精英应该做的是更加重视经济不平等或分配不公等问题，帮助那些在时代变革中收到冲击的人群，推动更广泛的经济增长。

基于此，他认为，美国不会失去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能力，未来几十年，美国也仍将是世界领先的军事强国。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安全承诺和盟友体系对支撑自由秩序下的经济繁荣提供重要保障，这也是美国影响力的重要来源。2017年特朗普首次执政元年，约瑟夫·奈在一篇文章中主张美国扮演“领导”（leadership）角色，但不“支配”（domination）别国，认为美国在“协助”稳定全球秩序、推动持续进步方面所应承担的角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特朗普2025年再次执政让约瑟夫·奈又多了几重忧虑。

2025年2月3日，约瑟夫·奈在Project Syndicate网站撰文继续宣扬“全球化”，称尽管战争、保护主义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曾使全球化进程暂时逆转，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兴起正不断拓宽全球沟通的深度和广度，预示着全球相互依存将长期存在。3月初，约瑟夫·奈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分析特朗普2.0对美国地位和国际秩序的冲击。他认为，特朗普2.0仍在进一步侵蚀美国的民主规范，有可能导致软实力衰退。美国软实力在未来四年面临严峻挑战。

他抛出了两个疑问，一是美国是否进入全新的衰退期，二是美国软实力是否也在衰退，2025年是不是这种改变的分水岭，还是2029年特朗普下台时才会有答案？4月1日，约瑟夫·奈再次发文，强调联盟体系是维持美国独特优势的关键。如果2025年确实成为世界秩序的又一转折点，那么只能归咎于特朗普政府对美国传统战略的耗损。

▲1982年，约瑟夫·奈在一个关于核武器的小组会议上发言。图源：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综合来看，约瑟夫·奈的理论和政策建议一定程度上也被视为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利益，但在全球化面临逆流、多边主义受挫、技术竞争加剧的今天，他的主张有助于中美寻找处理两国关系的正确之道。在未来的中美关系处理中，美国决策者能否跳脱零和博弈的陷阱，从而在竞争中保留广泛的合作空间？这也是约瑟夫·奈生前的期待。比如，按照他的建议，中美理应超越传统安全框架，将人工智能（AI）治理、气候合作、放核扩散、技术伦理等纳入中美战略稳定的议程之中，以避免“战略脱钩”演化为“技术冷战”。

中美理应在防核扩散领域强化合作。约瑟夫·奈上世纪70年代踏入政界最开始负责的就是防核扩散议题。他去世前的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恰好也是该主题